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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弟恋比例持续攀升 始料未及真相简直太惊人

导读:多地结婚登记平均年龄超30岁,其中江苏常州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1 05岁,江苏扬州结婚登记平均年龄30 27岁,浙江杭州结婚登记男性平均年龄31 7岁、女性30岁。根据杭州市数据显示,姐弟恋比例持续攀升,女方大男方1-4岁的有12612人,占女性结婚总数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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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方式正在冲击每一个乡村

红星新闻:此次报告提出一个判断,在中国乡村,单身情况值得关注。

吕德文:无论是问卷数据,还是网友的博文反映,以及我们的田野调查,多方数据都显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30岁以上的大龄未婚青年都非常普遍。问卷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反映未婚男性青年数量占比10%以上的,城市和农村的占比都高达65%左右;而反映未婚女性青年数量占比10%以上的,城市远高于农村。

姐弟恋比例持续攀升 始料未及真相简直太惊人

根据2023回乡见闻报告的问卷结果,无生育意愿的农村青年比例已经高达27.72%,比2021年宁波地区的数据翻了一倍有余,有一胎意愿的占比为38.04%,有二胎意愿的占比为32.49%,有三胎及以上意愿的占比为1.75%。

红星新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变化和现象?

吕德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发展,今天的整个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一个连锁性的。在这个连锁反应里面,农村年轻人已经习得了城市生活方式。90后、00后这一批年轻人,无论生活在城市里,还是农村里,在生活方式上已经没有本质差别。

在过去,彩礼是年轻人成家立业的一种保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彩礼本质就是财产的代际转移。通过彩礼和嫁妆,财产从上一辈人转移到下一辈人。有的地方,男方承担的这种财产代际转移的责任要多一些,所以一般彩礼要比嫁妆多。

最大的成本就是他要进城,要有一套房,为了在城市里面让小孩接受比较好的教育。都市化的生活方式在逐渐地取代过去的乡土生活方式。这个过程里面,他生活的成本提高了,但年轻人一般在20岁左右,没有太多的能力,这个压力在他的父母,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身上,所以彩礼,本质上是因为这一辈的父母要为子女进城过上都市化的生活方式,所提供的一种财产的提前代际转移。

红星新闻:跟城市社会一样,农村也出现了一些恐婚、恐育群体。

吕德文:我们统计的那个数据相对专业机构来讲不一定是最准确的。但客观上来讲,这个数据肯定是比较高的,而且基本上每年都在攀升。

我们谈乡村青年的单身情况,观念的变化很重要。过去大家把“单身”当成一个异常,所以父母使劲砸高价彩礼,也要给儿子娶媳妇。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地方,观念已经妥协了,觉得单身也不是个事。我们在观念里面接受了,重要的是,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更好的符合“单身”的一系列配套。

红星新闻:有一种说法:农村光棍多,城市剩女多。

吕德文:城市的剩女和农村的光棍是两个逻辑。光棍是想娶媳妇,但条件有限。剩女是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去将就找另一半。光棍和剩女,这两个群体交汇在一起,就成了非常庞大的一个单身群体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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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农民工”和“自养秩序”的形成

红星新闻:你用“生活革命”来形容这种变化。

吕德文:我讲“生活革命”,它是一个中性的。其实就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乡村也要过上都市生活。但是都市化的生活它需要有成本支撑的。因为以前的乡土生活,某种意义上它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这种变化对于农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危机。

我讲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本质上指的是生活方式的革命:一个人,在他不愁吃不愁穿以后,他的整个行为逻辑都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比如我的父辈,他们当时的整个行为逻辑就很简单,要生存,要把小孩给养大,这是第一目标。在满足第一目标的基础上,才能有更多更高的追求。

红星新闻:比如老人的养老问题。

吕德文:中国历来的养老模式,它是一个反馈模式。儿女由父母抚养,父母老了以后,子女反馈给父母,它是一个双向的平衡。但是这个模式在第一代农民工身上出现了断裂。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讲,他没有条件来照看老人,心有余力不足,因为他有限的打工收入,要为儿子进城买房、买车、娶媳妇做准备。他反馈给上一代的就比较有限。

红星新闻:你一直在关注超龄农民工的权益维护问题。

吕德文:只要政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它会给所有的老人同样的保障。其实我们下一代的农民工基本上都是按这么做的,因为现在打工,都交社保,这是城乡一体。所以下一代人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看待这个问题,要站在一般农民工的内部视角。我跟很多农民工打交道,包括我的岳父,他也是第一代农民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觉得能够赚一些钱,然后回家去养老,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因为农村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那个地方有房、有地、有车,他还有人际关系在里面。客观上来讲,他的养老质量并不低。所以,能够给他就业机会就非常重要,要畅通灵活就业的机会。

红星新闻:你的判断是在乡村社会,老人自养秩序正在形成。

吕德文: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对家庭养老、对子女的赡养没有期待,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过去,农村的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养老,但现在有社保。

“自养”的核心观念是一不靠子女,二不靠国家,靠自己,我觉得今天农村的老人确实在形成这么一个秩序,一方面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同时他自己也会做一些充分的养老准备。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形成,年轻人生活在县城而老年人在村子里面养老,这个时空距离已经不是个问题了,它可以实现这种相互的照应。

红星新闻:您觉得,我们的基层治理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生活革命”?

吕德文:我这段时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今天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基层治理体。

这个体系最应该做什么?我觉得最应该做的就是安置老百姓的生活,用我的词来讲就叫“生活的治理”,这应该是乡村治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未来,乡村作为老年农民工退养的地方,它需要基层组织去帮他,去服务好他,比如建立互助养老,老年人活动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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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起码在硬件上已经实现了

红星新闻:您认为此次产生的这些热议话题,以及调查问卷产生的一些统计数据,是否可以勾勒出当下中国乡村的生活面貌?

吕德文:“回乡见闻”这种形式我做了十几年,包括我们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老师、学生团队每年都会做“回乡见闻”,我们把它作为学术训练的一部分,我们团队的成员也分布在全国各地。但这次活动提供的信息量足够大,很多普通人也参与进来,十万多份的问卷,基本上全国各地的变化,我们都看得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变。

红星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讲,回乡见闻所描绘出来的乡村中国图景,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一些俯视的研究视角?

吕德文:你说得很对。我平常的调研,就是全国各地跑,我几乎每年都要回家乡。一个好的研究或者说观察,亲身体验是其他代替不了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在家乡40多年的变迁当中感同身受,它作为中国农村变化的一个缩影,从一个封闭的,落后的,物质还比较贫乏的社会,进入今天这么一个丰裕的社会。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讲,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变,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从乡土社会进入城市社会。

红星新闻:这种乡村生活的真切体验,会影响到你的观察和研究吗?

吕德文:家乡能够提供超越我们科学范式的东西,亲身参与的东西,会在看待很多社会问题的时候,有一种同理心。

比如,我的家乡是客家人聚集区,会有一些重男轻女。我有兄弟姐妹五个,我是老四。我大姐小学毕业就出来打工,要帮家里分担,姐姐要给弟弟“让位”。在那个时候养儿防老就很正常,他整个家庭拥有社会资源就这么多。

红星新闻:以往“回乡见闻”里面更多带有一些“乡愁”,现在这种情绪好像少多了。

吕德文:这次“回乡见闻”里面,大家写出来的东西很朴实,没有更多修饰,包括学术语言的修辞,也没有很悲情的情感。前些年的回乡记里,有悲情的东西,就是那种“乡愁体”,带有城市知识分子的情感投射在里面。

但今天的社会,包括写“回乡见闻”的那些人,他们所面对的世界,城市和乡村本身就连接在一起了:汽车多了,路好了,基础设施好了,房子漂亮了,还有不少人进城买房了,农村上网也方便了,接触信息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它说明城乡一体化起码在硬件上已经实现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今天“回乡见闻”的写作者主要是90后、00后,他们对乡土本身,不像我们70后、80后有非常完整的体验。我有一个判断,80后是最后一个有完整村落生活的一代人,90后就没有了,因为90后的父母外出打工了,他体验到那种乡土社会都是不完整的。他们对乡村生活的走向或者它的流逝,不会产生很大的心理上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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