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世界杯为何是最有争议的一届? 背后有什么原因?

即使如此，卡塔尔世界杯的投入仍从外界最初估计的950亿美元增长到最后萨瓦迪口中的“超过2200亿美元”预算。除了大型赛会常见的预算超支，查德维克指出，预算猛增是因为卡塔尔遭遇了更独特的困难：当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铺天盖地而来，多哈的管理者们才意识到，关于世界杯的许多问题，他们在竞标时根本不曾考虑。

“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2004年1月，国际足联前发言人多尼奥尼作为2006年多哈亚运会顾问来到卡塔尔。他见到时任多哈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阿勒萨尼后，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觉得我们能申办一届世界杯吗?”

“我说：不，你们不能，卡塔尔太小了，气候也不合适。”多尼奥尼近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2009年，国际足联宣布启动2022年世界杯主办地招标。竞标者多是西方大国，没有人将卡塔尔视为对手。国际足联派出的专业评估组当时评估：卡塔尔是所有候选主办地中唯一的“高风险”地区。美国代表团直到结果公布时也不相信自己会输。多尼奥尼透露，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心向美国，“他的计划是：2018年给俄罗斯，2022年给美国，2026年给亚洲超级大国。卡塔尔不在他的计划内。”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海岸的狭小半岛上，土地面积约1.15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200万。这里第一家本土足球俱乐部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末期创建，比亚足联的历史更悠久。到20世纪初，卡塔尔足球已构建起三级联赛体系。然而，时任阿联酋沙迦大学教授的麦迪奇在卡塔尔竞标世界杯前后调研该国足球产业时，发现当地人对本国足球运动不甚了解。

2022卡塔尔世界杯官方用球。

2010年，卡塔尔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等级分排名为113名。麦迪奇回忆道，人们甚至“说不出自己国家任何一个球员的名字”。这是当时中东足球业的常态：顶级联赛和下级联赛之间没有晋级和降级机制，观众席总是空荡荡，免费的包厢放上免费的零食也没有人来。一些外援和教练被引进，但在他们家乡欧洲的俱乐部，人们传言：只有失败者和“淘金者”才会去卡塔尔。

面对国内现状和国际质疑，卡塔尔为何要申办世界杯?卡塔尔大学教授、卡塔尔大学体育科学项目原主任马赫福德·阿玛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9年到2010年的竞标季，距离卡塔尔政府“认识到体育的力量”才过去三年。就整个中东地区而言，发展体育事业不是因为“游牧时期的远古传统”，而是因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中东成为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剧变时期最早被点燃的火药桶;2001年“9·11”事件爆发，宗教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的重点，其落点又是中东。石油、脆弱、保守、极端、受外部力量左右，逐渐成为该地区的标签。阿玛拉回忆道，海湾各国被迫开始重建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网络，而兴起的“软实力”概念则成为“补偿安全脆弱性”的关键路径。投资传媒、航空、体育，成为中东各国不约而同选择的道路。

卡塔尔进行了几次尝试：创建半岛电视台、卡塔尔航空，以及承办亚运会。2006年，卡塔尔第一次承办超大型国际赛事，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亚运会。近半个世纪不遇的大雨导致意外不断，但投资空前的开幕式吸引了全球17亿观众，让欧洲人罕见地被亚运会吸引，甚至引来此后奥运会开幕式的团队“取经”。这也是卡塔尔首都多哈第一次成为全球闻名的城市。阿玛拉指出，这次经历成为卡塔尔在“通过体育实现国际战略的里程碑”。

亚运会结束当年，更大的布局就悄然在足球领域展开。西方媒体称，担任卡塔尔投资局和卡塔尔国家奥委会负责人的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是幕后掌舵者。他是当时的埃米尔的第四子，但已被外界视为接班人。

查德维克是受邀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工作的外国顾问之一。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卡塔尔在2006年到2008年间已经形成了要竞标世界杯的共识。2006年底，卡塔尔全面改革联赛机制，参与亚冠联赛，成立了第一个培训体育专业人才、从事体育交流的精英学院(Aspire Academy)。

同时，多支卡塔尔资本开始入局欧洲顶级足球俱乐部。成功申办世界杯后不到半年，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以5000万欧元拿下巴黎圣日耳曼70%的股份，并在当年砸下8400万欧元引援，使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到2019年期间六夺法甲联赛冠军。

与卡塔尔几乎同步，阿联酋、巴林、沙特等中东国家也将对外投资重点转向欧洲各大足球联赛。虽然一级方程式赛车巴林大奖赛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但查德维克指出，相比流行于部分地区或特定群体的赛事，足球的普及程度最高，国际足联的成员有211个，比国际奥委会还多5个。世界杯和欧冠联赛是全球观众最多的两大体育赛事。另一个因素是：任何体育运动都不像足球那样在欧洲大国中具备商业和政治影响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理解中东国家与其他国家投资体育的目的区别，才能抓住整个“世界杯故事”的脉络。“中东国家投资体育的目标不止于盈利或软实力，而是寻求在国际上的合法性。更直白地说：中东国家希望通过软实力建设，让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认同自己是正常、现代的国家，从而维持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得到主要国家的保护和支持。”

11月11日，卡塔尔多哈，人们在滨海大道的世界杯倒计时钟旁留影。

“你情我愿的交易”

时间来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后来透露，因为金融危机对高成本大型赛会的未来造成不确定性，导致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有意减资，国际足联执委会被迫决定，打破“一次竞标一届”的传统，在2010年同时决定2018年和2022年两届世界杯的主办地。其中2018年是“回归欧洲”，因而2022年必须由非欧洲国家承办。

与此同时，受金融危机后的能源价格上涨刺激，卡塔尔国内生产总值(GDP)不降反升，到2009年已较五年前翻了一番。更进一步，卡塔尔将自己申办世界杯描述为“第一届中东世界杯、第一届阿拉伯世界杯”。这种说法借鉴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并搭配了“部分赛事可在周边国家共同举行”的舆论传出。

法国斯凯玛商学院教授西蒙·查德维克形容，这是一场在特殊节点的“双向奔赴”。他指出，卡塔尔契合了国际足联在金融危机后对中东这个“最大潜在市场”的关注：这里经济形势向好，不缺乏足球热情，从沙特到伊朗的本土球赛常能吸引上万观众，而职业联赛发展落后、观众流失，恰好是国际足联介入的机会。

2010年12月1日，卡塔尔历经国际足联执委会22名成员四次投票，先后击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美国，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消息传出，欧美震动，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一场正当的胜利。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在一封邮件里说“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迫于舆论压力，国际足联聘请美国法学家加西亚主持独立调查。一份盘根错节的交易图景随之展现在世人面前，2006年以来卡塔尔在足球事业的布局几乎都牵涉其中。

调查人员发现，卡塔尔以培训合作名义开设的精英学院与泰国的合作格外密切，而这又和持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泰国执委马库迪产生关联。调查聚焦于一次令人怀疑的会议：卡塔尔和泰国双方人士在会上讨论了一份巨额天然气合作协议以及“促进足球合作”。

接受调查时，涉事人员宣称那场会议就是涉及这两个话题，一部分人只讨论天然气，另一部分人只讨论足球。加西亚在最终调查报告中指出，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为什么一次会议上会出现这样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调查还指向更高层的介入。2010年11月，持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副主席、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去参加一次午餐会。普拉蒂尼对调查员说，他本以为这是和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的私人午餐，但到场后却发现卡塔尔埃米尔的第五子、时任卡塔尔首相也在座。当然，普拉蒂尼补充道，两国政府都没有明确要求他给卡塔尔投票。

遭遇诸多阻力后，加西亚于2015年9月提交了长达430页的调查报告，国际足联随后表示，卡塔尔的行为并未影响投票结果的公正完整，因而不必进行重新投票。此后，一系列源自瑞士、美国、法国等地的调查逐步展开，包括布拉特、普拉蒂尼等在内的高层遭到司法指控，但对2022年世界杯投标是否存在腐败的结果，并无定论。卡塔尔方面称，这些指责是恶意且含有种族歧视的。

长期研究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美国密歇根州立法学院荣休教授布鲁斯·比恩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调查和处置有关世界杯的幕后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一个来自卡塔尔但正在法国‘旅行’的人，向一个国籍秘鲁但住在美国的人行贿，然后这笔钱被送到开曼群岛的银行，谁能调查这笔贿赂?”他说，“诚然，国际足联受其总部所在国瑞士的法律管辖，但几乎没有犯罪会发生在瑞士。”

不过，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贿赂丑闻不会影响本届世界杯的成败及卡塔尔的声誉。“腐败一直在国际足联内部盛行，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也未能幸免，卡塔尔只是和其他国家遵循了同样的游戏规则，”查德维克说，“只是他们可能花了更多的钱，所以‘玩’得更好。”他指出，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不应忽视的是：卡塔尔有举办世界杯的需求，国际足联也有在中东推广足球的目标，这最终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交易”。

11月11日，卡塔尔多哈，透过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阳台上的拱门远眺多哈的建筑群。

“不可思议的转变”

申办成功之初，卡塔尔人并未预想到世界杯需要他们做出怎样的改变。英国《卫报》调查称，卡塔尔竞标世界杯成功后的三年间，500多名尼泊尔工人和 700 多名印度工人已因高温和加班倒在大规模建设一线。他们的身份证被收走，没有食物和饮水保障，许多人拿不到工资，甚至要向劳务公司倒贴资金。

在卡塔尔，这不是新鲜事：该国只有15%的常住人口为卡塔尔公民，占常住人口近85%的是涉外公民，其中以来自南亚的廉价劳工为主。他们没有公民权，甚至受卡塔尔法律要求不能主动更换雇主。这是因为一种名为“卡法拉”(kafala)的制度，源自伊斯兰教法，在上世纪中叶海湾国家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时再度兴盛，留存至今。

哈桑·萨瓦迪一直试图解决劳工问题。他是“交付和遗产最高委员会”(下简称最高委员会)的秘书长，这是卡塔尔政府为2022年世界杯设置的组委会。2017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在一场国际会议上和萨瓦迪相遇。让多尔西感到不同寻常的是，萨瓦迪坦言“很多人对国际足联选择(卡塔尔)感到不满”，并指出劳工问题等显示挑战确实存在。

“我理解人们很容易愤怒，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被戳破的世界，”萨瓦迪说，“但我们正在实现难以想象的目标。”

“和任何社会一样，卡塔尔国内存在派系，存在对世界杯的观点分歧。”查德维克说，萨瓦迪及其领导的最高委员会被视为“开明派”。萨瓦迪本人留学英国，会说四种语言，还曾在欧美从事律师事业。问题是：他不是劳工部长。更复杂的是，卡法拉制度涉及的雇主担保问题由内政部管辖。

2010年以来，查德维克多次参与最高委员会和卡塔尔政府部门间的会议，来自沙漠部落传统的“大议事会”风格让他备受折磨。“这种决策方式当然有其历史原因，但现实是，就任何问题，各部门间都要进行漫长的大讨论，寻求所谓‘中间道路’。”查德维克说，“我的感受是，这就像在市场里讨价还价。”

转变出现在2016年。2013年，老埃米尔决定逊位，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成为阿勒萨尼家族第一位不依靠政变顺利继位的领导人。1980年出生的他当时才33岁，是卡塔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和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元首。相比父亲，新君主和萨瓦迪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都曾留英，萨瓦迪是塔米姆在卡塔尔投资局的总法律顾问，也是塔米姆领导2006年亚运会组委会时的重要助手。

西方媒体称，因为在军队等部门“缺乏根基”，塔米姆就任埃米尔后没有迅速开始大规模改革，但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部门合作和预算削减悄然展开。2016年1月，塔米姆对卡塔尔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提高政府运作效率”的改革，多位部长被撤换，部门被合并。在查德维克的印象中，“大约从2015年开始”，他感受到卡塔尔政府的决策效率提高了。

劳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2017年10月，国际工会联合会和卡塔尔政府签署协议，超过200万移民劳工的法律地位一朝改善：工人不再需要雇主的许可就可以跳槽或离开卡塔尔，也不再需要缴纳“招聘费”，八个政府开设的招聘中心为他们排除来自雇主的不平等合同条款。

对卡塔尔而言，这意味着突然增加世界杯筹备成本。仅2020年，卡塔尔政府就为隔离和治疗感染新冠的劳工额外支出8亿美元。2020年8月，政府还为全体劳工设置了1000里亚尔(275美元)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是中东地区“第一个非歧视性最低工资标准”。政府还要求劳工公司偿还此前收取的招聘费，媒体报道称目前已返还2000多万美元。

其他变化也同时出现。2020年12月，卡塔尔政府表示允许在2022年世界杯期间出现彩虹旗。同期，萨瓦迪对外宣布，卡塔尔调整了来自伊斯兰教法的禁酒政策，赛事期间每天许可最多19个小时的酒精饮料销售。不过，今年1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政策要求，世界杯八个场馆周边彻底禁止售卖啤酒。

多位专家指出，卡塔尔能够迎来这些“不可思议的转变”，除了领导者的思想变化外，还有多重原因。查德维克认为，关键在于卡塔尔意识到了世界杯的“聚光灯效应”：当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团体开始谈论这里的劳工权利问题后，各国足协、俱乐部、球星乃至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们也加入了关注和批评的行列，如果主办地不能妥善回应关切，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但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指出，“聚光灯效应”始终存在，在卡塔尔之前举办世界杯的各国也曾遭遇有关腐败、人权问题的指责，却“从未有一个国家在立法和制度上做出卡塔尔这样的改变”。

这也正是多尔西支持卡塔尔承办本届世界杯的原因：和那些“较大的国家”不同，卡塔尔是一个罕见的“承办超大型赛事的小国”，其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安全几乎完全依赖“软实力”而非军事能力。这意味着国际认可、国际声誉对卡塔尔的重要性，远胜于此前所有世界杯举办国。“卡塔尔世界杯最大的意义正在于此：之前多届世界杯的真正遗产只是债务和废弃场馆，只有卡塔尔世界杯是一届为主办地带来真正改变的世界杯。”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和接受改变。2019年11月，卡塔尔启动世界杯建设的第九年，查德维克在多哈的乔治城大学卡塔尔中心作了一次关于世界杯的演讲。演讲结束，一位年过七旬的本地老人拦住他：“我不想在我的国家举办世界杯。”“为什么?”“因为它冒犯了我的传统伊斯兰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双向奔赴”?

多尼奥尼说，随着赛事的展开，人们将会忘记现在讨论的一切，聚焦于精彩的比赛，为梅西C罗的谢幕演出、法国队的卫冕旅程及每一场对决欢呼或落泪。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国际足联还是卡塔尔，世界杯的“操盘者们”必须思考：本届世界杯的遗产会是什么?

体育社会学家本·卡灵顿曾说，现代体育本质上是“促进民族主义的大型景观”。从2010年代到2020年代，查德维克感到，世界杯的筹办让卡塔尔人的民族自豪感不断上升。“当我第一次来到卡塔尔时，人们都很谦虚，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不确定，思想中带有典型的后殖民时代遗存，”他说，“但现在，他们会明确说：‘我们在某些方面比沙特这样的地区大国更强。’殖民地、小国的感觉几乎已不见踪影。”

不过，在民族自豪感上升的同时，卡塔尔与周边国家的矛盾也在加剧。2017年沙特等国对卡塔尔实行外交封锁，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并和伊朗过于亲近，卡塔尔政府予以否认。多尼奥尼指出，这本质上“是对卡塔尔筹办世界杯的一种竞争行为”。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前中东首席经济学家阿尔扎基指出，中东各国在经济发展上仍处于依赖能源的小市场，因此邻国之间在能源出口上竞争激烈，这使该地区沦为全球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区域。多尔西指出，在这种经济现实下，指望足球能像2002年韩日世界杯弥合分裂、促进合作，近乎乌托邦的幻想。相反，2022年世界杯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体育军备竞赛”。

成功竞标世界杯之后，卡塔尔和沙特为2030年和2034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展开竞争，卡塔尔赢得2030年，沙特则拿下2034年。目前，双方都将目标瞄向了奥运会。此外，据西方媒体披露，由于中东地区不会在2022年后很快迎来下一届世界杯，沙特和阿联酋正试图推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关于扩大国际足联“俱乐部世界杯”的计划，沙特还试图组建一个全新的区域足球联盟“西南亚足联”。

卡塔尔大学教授、卡塔尔大学体育科学项目原主任马赫福德·阿玛拉坦言，考虑到卡塔尔的人口体量，“与中东邻国广泛展开这样的竞争是不利的”。各国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作为“软实力”工具的体育，到底应如何运用?

从经济角度看，阿联酋投资了曼城、皇家马德里，卡塔尔赞助了巴黎圣日尔曼、拜仁慕尼黑与巴塞罗那，这五家俱乐部位居欧洲足球俱乐部增长的顶端，其价值在疫情前的2019年平均增长了9%，而整个欧洲足球市场的营业收入也在疫情前的八年间增长超65%。然而，对于不以盈利为第一要务的中东投资者而言，“买买买”的金元足球模式，连同中东地区对大型赛会的热衷，却可能成为其国家形象的负面资产。

多位专家指出，金元足球最终的出路，还是要走向提升本土体育实力。一个明确的例证是：2017年，埃及足球明星萨拉赫加入利物浦足球俱乐部，斯坦福大学移民政策实验室对当地8000多名球迷进行追踪调研发现，阿拉伯球星的到来，让这座英国主要城市居民对穆斯林人口的敌意降低了约20%。

在此背景下，2022年世界杯能否推动中东本土体育文化的兴盛，是外界关注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在筹办世界杯的十年间，卡塔尔国家足球队的国际排名已进入世界前40，甚至斩获2019年亚洲杯冠军，成为亚洲强队。然而，麦迪奇指出，这种胜利仍依赖归化球员，而非本土培养。卡塔尔世界杯能否刺激中东观众们走上本国俱乐部联赛的观众席，能否推动关于本土体育产业的统一立法，将决定本届世界杯的遗产能否长久地为中东“软实力”做出贡献。

一个好消息是：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将有48支而非32支球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对国际足联来说，这意味着票务、赞助及转播收入增长10亿美元以上;而对中东国家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留在世界足球舞台中心的机会。或许，以卡塔尔世界杯为起点，一次又一次“双向奔赴”将在世界杯的舞台上演。